中印边界纠纷来龙去脉 印边界, 印度, 三国, 中国, 不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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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和中国的边界在哪里？中印边界习惯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650公里，从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交界处至中国、印度、不丹三国交界之处;中段400公里，从西藏普兰县的中国、印度、尼泊尔三国交界处至札达县的6795高地；西段650公里，从札达县的6795高地至新疆的喀喇昆仑山口。整个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过，但根据双方历史行政管辖所及，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东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脑南麓，中段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是沿喀喇昆仑山脉。 关于印度西北部同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哪里，伦敦和印度在不同时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然而向中国政府提出过的，只有一条线。这条关于印度与中国边境划分的分界线，是统治印度全境的英国殖民当局于1899年向中国的清政府提出，因而又称1899年线。 根据这条线，整个喀拉喀什河谷、一条商道、一个自古以来的玉石产地以及几乎阿克赛钦腹地的全部地区划给中国。同时，由于这条线是沿着拉宗山脉，因而划归印度的有林济塘洼地、整个羌臣摩河谷，以及更北面一些的奇普恰普河。 这个建议是在一份给中国清政府的照会中提出的，考虑到中国清政府早已表明无意于标定边界的态度，照会表示无需标定边界，因为边界将沿着不可逾越的大山的山峰，只要双方口头同意也就够了。可是中国清政府却从未对这个1899年的建议给予答复。 在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里，英国的政策是与1899年的建议一致的，而其目标是使阿克赛钦成为西藏的而不是新疆的一部分。其原因是：英国曾与圣彼得堡谈判一项关于俄、英双方都保证不进入西藏的协议，因此，假若阿克赛钦属于西藏，俄国人也就不得进入该地。英国在阿克赛钦的压倒一切的利益是不让俄国进入，为达到这一目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确认这一地区属于西藏／中国。 但是，1912年中国清政府在大革命中被人民推翻，满清王朝在中亚细亚的势力土崩瓦解。这一情况使英国在印度边境政策的策略发生激烈变化,目标仍然没有变——尽可能地使俄国人远离印度平原，不过，中国作为中亚细亚的一个重要大国既不复存在，那就意味着英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也应当改变。英国人早就预料俄国会并吞新疆，现在看来已迫在眉睫，难于避免。为了抢先一步，当时的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竭力向伦敦建议，为了预防俄国并吞新疆，英国应当要求中国承认一条把阿克赛钦不但划在俄国之外、而且要划在英国的印度殖民地领土之内的国界线。
但从历史记载来看，1899年以后，英国没有再提出要中国同意在西北边境划定边界。而且，英国也从未企图对阿克赛钦行使权力，或在那里设立哨所。直到1941年，在军阀盛世才统治下的新疆政府靠向苏联，并在俄国专家的帮助下，对阿克赛钦进行了一次勘察。俄国人在阿克赛钦的出现，足以促使英国转而支持“把阿克赛钦划在英国的印度殖民地领土之内”的主张。 因此，1947年之后，新的印度政府加强了对这些地区的管辖，从而排斥了西藏的权力，西藏和中国相继提出了抗议。
                                                    麦克马洪线在不丹东面，英属印度的边界二十世纪初期也在山麓下面，但在边界的东段，情况大大不同。在北面，不是一个挨着一个的、屈从英国压力和外交摆布的小邦，而是稀稀落落的部落，人口稀少，散居在山峦起伏、丛林密布、六十英里宽的地带。这又是一个无人地带，只有在它的北面不出现别的强国的情况下，这个地带才可以作为边境。 一八二六年英国把阿萨姆并入英印帝国版图。阿萨姆最初主要是由布拉马普特拉河谷组成；河谷北面和南面的一些山地，长期以来都处在英国行政管辖范围之外。那里的地势令人望而生畏，而且部落里的人就是在不采取敌对态度时，也是凛然难犯的。然而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发的潮流开始冲入布拉马普特拉河谷北边的山麓丘陵地带。在茶树园主眼里，平原上面的斜坡可以开辟出新的、广阔的茶园，而木材公司也没有把稠密的森林看作一个障碍，而是把它看作等待开发的丰富资源。政府方面懂得，毫无控制地向山麓丘陵地带进行商业渗透，很快就会引起同那里部落的麻烦。一八七三年，英国人在不到山麓的地方划了一条线，任何人没有通行证或许可证都不准越过。这条“内线”在山下造成一个保护区，等于是一条隔离线，控制着商业活动和其它可以引起麻烦的活动的扩张。内线订得很具体，某些地段还有标界，这不仅是为了防止人们擅入山区，它还起着行政区域界线的作用(内线以外不收税)。然而这并没有被认为是国际边界，国际边界是外线。外线沿不丹南部边界延伸，顺着山麓婉蜒。这些山都自平原突然隆起，陡削上升直抵西藏高原。 十九世纪间英国官员偶有进入山区的，但都未深入。唯一深入的探索是在洛希特河谷上端。洛希特河谷一开始就被许多英国人看作是将来通往中国的商路。1886年一个英国官员溯洛希特河而上，到了西藏的察隅。他回来时，建议沿着他走过的路线修筑一条公路直到西藏边境，作为推销英国商品的途径。但印度政府对之并不热心。根据长期的经验，它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国旗总是跟着贸易走的，而且通过这样荒僻的地带，同可能采取敌对态度的居民做买卖，几乎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护送和讨伐的问题。一旦进入山区的任何一个地方就等于走上一条没有终点的道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个英国人写道：如果把高山下面的部落地区兼并过来，“只会使我们接触到更为粗野、更为陌生的部落。我们也不会在那里停下，我们会接着踏上亚洲的高原，甚至到了那里也无法停下来”。 然而部落地区并不是从四面八方挡住了在东北部的英国领土，而是有一个明显的缺口：紧靠不丹东部，一块楔形的西藏领土一直插到平原，一位英国官员在1844年写道：在这里“英中两大国的政府……有共同的边界；把中国西北省份以及西藏和鞑靼东部的农产品输入英国的领地，这是最近的通道”。 这块楔形的土地叫做达旺地区，因北面的达旺寺得名，并由达旺寺管辖。居住在这里的部落受西藏文化影响很深，大部信奉佛教。通过这个地方有一条重要商道，英国人就在接近它的南端的乌达古里设立一年一度的集市以鼓励贸易往来。整个达旺地区纵深六十英里，是属于西藏的。对此英国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英国人有时候还确实觉得这个地方受西藏行政管辖倒是个方便。例如，1872至1873年间英国同不丹标定边界线时，由于西藏官员指令达旺地区的部落头人同英国人合作，英国就能把印不边界线沿着山麓延伸出去，作为一段他们认为是印藏之间的已标定边界。 当时英国认为俄国正咄咄逼人地向印度推进，因此英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头几年中支配着英国对西藏的政策。新德里当局认为西藏象西北边境一样，已成为“大争夺”（ “大争夺”是英国作家吉仆林的小说《吉姆》中的用语。书中的主人翁吉姆为英国谍报人员，专事破坏帝俄入侵印度的阴谋）之地；1904年英国对西藏提出要求，结果签订了《拉萨条约》，规定西藏不得让英国以外的任何外国代表或代理人入境，因而保证了西藏将继续处于英国人称之为“孤立的状态”：“直到最近，西藏从来没有表示要摆脱这种状态。因此它虽然紧靠着我们的边境，我们也能泰然处”。1907年英俄两国签订的协定中，双方共同承担义务不插手西藏，除由中国政府介绍外，皆不得直与西藏实行交涉，“尊重西藏的领土完整，不干涉西藏内政”。 西藏同阿富汗一样，是俄英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缓冲国。在英国看来，中国一直是个被动的、几乎是中立的因素。中国对西藏享有宗主权一层，并没有引起英国的不安。北京的官员去拉萨取道加尔各答和大吉岭比直接经由内陆更为安全和迅速，这个事实本身象征着中英两国在西藏的力量对比，并使英国感到宽慰。但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里，即在清朝末年，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急剧地转变，于是英国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英属印度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跟着变了。中国对它的中亚细亚边境地区采取了它自己独特的前进政策，企图把这些地区从控制松弛的保护国变为帝国的行省。中国那时企图把它的军事力量一直扩展到西藏中部，以较为近代化的机构代替那里的古老的政教合一的行政机构，削弱达赖喇嘛的地位和寺院喇嘛的权力，并且企图沿着印藏边界抵挡英国势力，最后把它顶回去。到1910年初，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获得初步成效。中国人在西藏行使着有效的权力。这样一来，英国要在西藏排斥俄国的政策，即便不是毫无道理，至少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印度失去了它的缓冲。伦敦的《晨报》(Morning Post)敲起了警钟： 一个大帝国——它的军事力量将发展到多么大，谁也不能预料——已突然出现在印度东北边境。西北 边境问题从长远看，也大有可能再度出现，这对印 度帝国的防卫力量造成双重压力……一句话，中国 已经来到了印度的大门口，这个事实不容忽视。 当然，印度当局并不需要这种警告。他们对于边界彼方的事态发展一直是敏感的，他们怀着不断增长的忧虑注视着中国迅速恢复自己在西藏的权力。1910O年5月，中国人占领察隅，要求居民纳税，并下令修筑一条路经过部落地带通向阿萨姆。印度当局对此惊惶地作出了反应。中国人开进部落地带，就会造成对阿萨姆的直接战略威胁，同时这一带并不是西北边境上的那种荒原而是富饶的英国茶园、煤田和其它英国经济利益的所在地。当时，一个官员写道：如果受到中国的威胁，“你想一想种植园主会发出什么样的呼叫，茶叶价格会上涨到什么程度”。 当时在印度和伦敦都有人开始提出：英国应比中国抢先一步，将其在东北部的管辖范围向前推进。东孟加拉和阿萨姆的省督提出一项积极的巡逻政策，即派些官员到边界以外的山区巡回，并改进通向该地区各主要村落的商道，只要这些村落是位于我们所承认的边界之内。如果不遭到反对还可以更深入些。当时即将退休的英属印度总督更直截了当地建议延伸外线，把所有部落地区都划进来,必须提到：当时所有这类向前推进的建议都没有涉及达旺地区，他们都承认这一地区无可争辩地是属于西藏／中国；既然这点不能改变，只好加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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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般规律，对前进政策的热情程度似乎同人们距离边界的远近成反比例：在边境附近的人们是全力支持推进边界的，而那些距离较远、头脑冷静的人们看困难比看有利因素要更为清楚些。1910年的情况肯定是如此。在新总督哈定勋爵领导下的印度政府拒绝前进派的意见，声言印度政府“认为目前没有必要开进现在我们还无法控制的部落地区从而承担风险和责任”。哈定指出，如果中国对印度发动进攻，英国就一定会从海上进攻中国。在加尔各答(当时是首都)的政府当然比边境附近的官员或者直接负责边境事务的人眼光要远大些。加尔各答也更深切地感觉到伦敦对这种推进行政管辖的反感。经验告诉他们：这种推进总是要花费金钱，甚至流血，最后还会引起议员们提出尴尬的问题，甚至造成政治风暴。关于治理印度的法案内，有一节措词很明确的规定：除了由于“突然的紧急需要”，印度的岁收不许作为供应“边境以外”的军事行动的经费。这就禁止印度政府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冒险的政策。 但是，虽说加尔各答的政府对政策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但执行的问题还得由下级行政机关决定。就在这些地方，前进派常常自行其是。1911年发生了这么一椿事：尽管政府拒绝批准越过外线去进行巡逻，一个名叫诺埃尔·威廉逊的英国官员却越过外线去调查西藏势力达到哪里，在外线以北相当远的地方被部落里的人杀害了。虽然威廉逊违令到达了他被杀害的那个地方，但英国对部落不能不予惩处，于是伦敦授权出征。但出征的目的不是单纯为了惩罚，哈定勋爵向伦敦解释为什么要改变边境政策时说；“在过去几个月中，中国扩张政策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能置之不理”。他列举了中国在部落地区的动向。他接着说，这些情况已迫使政府重新采取他的前任的建议，即“应该作出努力以便尽速在中国和西藏同部落地区之间求得一条靠得住的战略边界”。 哈定认为必须把外线向北推进，把所有部落地区都包括进去——当然，不包括达旺地区。1911年9月印度陆军参谋部准备了一份给随军测量人员的备忘录，指导他们如何寻找一条战略边界。这份备忘录惘然写道：给东北部找一条象西北部1899年线那样的“科学边界”，使英国人控制前沿斜坡和山口，那是已经办不到的了，因为中国人已经有效地占领雅鲁藏布江河谷，并在好几条流入阿萨姆的河源处立住脚。备忘录要测量人员“突出地考虑到”军事方面的问题，建议设立一条从达旺以南几英里的不丹边境上的一点起，沿着山峰向东行的边界。这个建议是要兼并达旺地区以南的部分，但把达旺留给西藏。但是几个月后，军人们改变了主意，建议动一次更为彻底的手术，去“纠正”东北的那一段边界，使之有利于英国。参谋总长警告说，中国将能通过达旺地区的“危险楔形地带”来施加压力或影响。他的结论是：“纠正这段边界是刻不容缓的”。他提出一条理想的界线，不仅把达旺而且把达旺地区北面属于西藏的一大块土地，包括另一个西藏行政中心错那宗，都划归印度。政府并没有全部接受这位参谋总长的前进主张，但是两年后却采纳了他要把达旺划入印度境内的建议。 从1911年起，印度政府就在东北边界处心积虑地向前推进其目的不仅是把部落地区置于“松弛的政治控制”之下，而且把大约九十年前英国到达阿萨姆以来就一直承认是中国领土的一块突出部分据为已有。然而，如果这个意图让人知道，那就不仅会促使中国就达旺地区问题提出强烈抗议，而且会导致中国正式宣布对这一部落地带的宗主权，而在此以前中国只不过在地图上标明他们的主张而已。 同时，哈定勋爵在关于同西藏、新疆的西北边界问题上，也转到前进派的思想上来。他认为把中国行使的有效权力从西藏排除掉，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对英属印度是最为有利的。1907年的英俄条约已经使西藏成为俄、英帝国之间的缓冲；现在所需要的是一个平行的安排，使西藏也成为中、英之间的缓冲。为了促成这个目标的实现，英国在1913年10月在西姆拉召开会议——中国是迫不得已地参加了会议，西藏人当然是欣然参加。印度东北边界的确定，并不是会议要讨论的问题——至少当时伦敦方面是这样想的。英国的目的是：“西藏虽然名义上仍可保留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邦的地位，但在实际上应使它处于绝对依赖印度政府的地位，而且还应该成立一个有效机构，以便把中国和俄国都排挤出去。” 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国间在中亚细亚的关系已经变得错综复杂。在阿富汗、蒙古和西藏以及它们周围地区，俄英之间的对抗的利益趋于平衡，造成一种微妙的、小心翼翼的缓和局面。1907年英俄条约就是那个平衡的枢纽。这一条约规定英国要同西藏打交道，必须通过中国，也规定英国不得兼并西藏领土。任何直接同西藏政府打交道以取得西藏领土的企图，都是双重违反英国同俄国缔结的条约。因此, 英国人把西姆拉会议说成是为了调停中国和西藏关系——当时双方正在打仗，英国愿意充当“诚实的掮客”。事实上英国代表团自始至终同西藏人密切合作，差不多是互相勾结。伦敦政府后来承认西姆拉谈判之所以失败，“就是也仅仅是因为印度政府企图替西藏取得的好处，超过了中国政府所准备给予的让步”。 西姆拉会议本身就是一篇故事，其中外交手腕、强权政治和间谍活动都有过五花八门、错综复杂的表演，地点是山区避暑胜地，时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代表团由亨利·麦克马洪率领。二十年前他是个年轻的上尉，曾伴随杜兰去喀布尔，随后度过两年的艰苦岁月，标定了杜兰线——其间还经历过诸如被恶狼袭击等危险场面。麦克马洪此时已是亨利爵士和印度政府的外事秘书。他这个人个性刚强，是边疆派性格。他在“担负重任的熔炉中和独当一面的铁砧上锻炼成长”。麦克马洪对于创造和标定边界这件事沾沾自喜，认为它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艺术：“可以得心应手地塑造出多少型态呀!”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国公开采取的主要行动是要使中国同意把西藏划分为两个区域，即内藏和外藏，象中俄两国不久前就蒙古问题所商定的那样。承认中国对整个西藏享有宗主权，但中国在外藏将不再享有任何行政权利。中国人不愿接受英国的提议，但也未立即加以拒绝。国家的软弱使中国不得不到会议桌上来。中国的软弱加上英国的——也包括麦克马洪本人的——外交方面的高压手段又把中国拖在那里。中国驻加尔各答的代表兼谍报人员陆兴祺说得很明白：“目前，我们的国家衰弱，对外关系复杂而且困难，财政也是捉襟见肘。然而，西藏对川滇两省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我们在这次会议中必须做出最大的努力。” 中国出席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是陈贻范。他是一个文雅、有经验的外交家，曾在伦敦使馆任职多年；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陆兴棋是个关键人物，他自称是中国驻加尔各答的领事兼驻拉萨的长官。陆兴棋的情报网是极好的。他有清晰的政治头脑。他向北京提出的意见是始终一贯的：寸步不让。作为一个谍报人员，他的缺点是，所有他送回中国的情报和从西姆拉送给他的消息统统给英国人掌握了。因此，在西姆拉会议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不仅知道对方手里有什么牌，而且还弄清了英国人手里的牌究竞哪几张是对方所知道的。 中国人竭力抵制把西藏划分成前后藏的主张，他们无疑地看清楚了这种划分想达到什么目的。在他们看来，这就是要把整个西藏或者把西藏的大部分从中国分割出去。然而，他们反对这种主张时是转弯抹角的，不是把焦点集中到实质上，即划分西藏的问题上，而是把焦点集中到英国主张的划分线应该在哪里的问题上。就在这个问题上，会议终于开不下去。 1914年4月初，麦克马洪诱使陈贻范在会议所讨论的条约草案和附图上草签,但是陈贻范只是根据“草签和签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这样一个清楚的谅解”而草签的。当中国政府获悉后，对之也马上予以否认，并严厉斥责陈贻范未经批准而擅自顺从英方的行为。麦克马洪注意到，从那时起，陈贻范的信心非常动摇。在此之后，英国对陈贻范被迫草签的条约草案进行了修改。这种修改使被否认的陈贻范的草签所能赋予这个条约的任何有效性，都完全丧失了。 麦克马洪当时也必定看出，在这件事发生后，再压陈贻范越过政府指示行事，不会有什么作用。7月间，他认定中国不会在条约上签字，就使会议收场。伦敦指示过，如果中国拒绝，就不要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麦克马洪一直是受这个指示约束的。但是他却把伦敦虚声恫吓中国说要签订这样一个英藏条约，理解为伦敦方面在方针上有变化。伦敦重申麦克马洪不能同西藏签订双边条约的指示，并没有及时到达他那里。麦克马洪因此就着手同西藏代表签订一个联合宣言，声称双方同意了一条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签字的举行陈贻范是知道的——虽然签字时他被支开到隔壁房间去——但是没有告诉他正在签订的是什么，而且这个宣言许多年都没有公开发表。 西姆拉会议就在这样一种外交上的混乱状态中收场了，本来要开成三方会议的两个参加者公然签订了一个秘密宣言。当时英国政府也承认：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麦克马洪自己也承认这点，他在给伦敦的最后一次报告中写道：“在我离开印度前，没有能够使中国政府在三边协定上正式签字，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中国否认西藏享有主权，从而否认西藏享有条约缔结权。中国当时正式地、着重地、一再地声明它决不承认西藏和英国之间的任何双边协定。中国代表陈贻范在1914年7月3日的会议上作此声明。中国驻伦敦的公使也向英国政府作了同样的声明。 麦克马洪线的实质就是把印度边界向北推进大约六十英里，西起不丹边境，向东伸延至西藏察隅，其范围包括西藏在南之门隅、珞瑜和下察隅三大地区，把历史上长期属于中国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约等于我国的渐江省，有着丰富的矿物、生物和水利资源)划归英属印度。印度后来争辩说这是以分水岭为界的边界线，其实并不是这样,因为这条边界线切断几条向南流的河流，包括雅鲁藏布江一布拉马普特拉河。 根据地形特点划的这条边界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条种族分界线，因为西藏人一般地觉得他们的高原下面的潮湿河谷并不吸引人，就没有在那里定居下来。 麦克马洪画这条线的目的，就是要把绝大部分都是渺无人烟的部落地带，名义上划归英国统治。西藏人似乎也认为麦克马洪线对于英国人要比对于他们自己所起的作用更大些。麦克马洪曾向他们表示过，他们有权在达旺地区继续征收赋税，而且，还向西藏人保证“根据将来可以获得的更为详细的情况”，这条线可以作对他们有利的修改。西藏人后来说，他们把麦克马洪线视为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在这场交易中，他们割让一些领土给英国；作为交换，英国则要帮助西藏取得一条为他们所满意的同中国的边界，并从中国取得很大程度的独立。西藏人争辩说，既然英国对这种补偿不能兑现，他们对麦克马洪线的同意也就不再算数。 西姆拉会议闭会后几个星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伦敦和德里的政府对印度的东北边境政策的问题已不大关心。1914年有一位英国军官去过达旺，他建议在那里和部落地带的某些地方设立永久性的英国哨所，指出“中国一旦安定 下来，这一段的西藏边境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他的上级甚至没有将该建议转呈德里，因为他们知道印度政府“目前反对在边境上采取任何推进行动”。麦克马洪本人这时已经回国休假，接着就出任英国驻埃及的专员。 一九一九年英国人企图诱迫中国恢复三边谈判，威胁说，中国如果拒绝，英国就要承认西藏是“一个在中国的宗主权之下的自治邦，并且……以后就据此同西藏打交道”。中国方面没有断然予以拒绝，但是也没有同意。英国就开始对西藏提供军事援助——武器、弹药以及使用武器的训练。然而，他们并没有对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提出疑问，这个宗主权是英国同俄国、中国以及西藏签订的条约中明白地承认过的。他们也没有公布西姆拉会议的任何外交成果：条约草案、承认这个草案有约束力的秘密的英藏宣言，以及英国和西藏有关阿萨姆——西藏边界的秘密换文。 麦克马洪线看来已成为一纸空文。英国政府曾把英藏边境协定通知在缅甸的英国当局，但没有通知在阿萨姆的英国当局，因而后者仍然认为它的边界是在山麓下面。达旺地区仍旧是西藏的一部分。麦克马洪线实际上已被忘掉。 只是到了一九二五年这条线才“几乎是偶然地”被记起来。当时的新德里政府一名副秘书欧拉夫·卡罗建议英藏协定应该发表，不能再拖。他还建议应该立刻采取步骤在官方地图上把麦克马洪线画成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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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印度测量局开始标出麦克马洪线作为东北边界,显示印度政府已经采取它在1914年不准备采取的步骤，并决定以麦克马洪线为合法的边界线。但人们认识到：地图以及偷偷模摸地发表文件的作法，总抵不过西藏在达旺的有效的、长期确立而且的确也从未受到非难的管辖权。新德里就指示阿萨姆政府“通过实地巡回或者我们自己也征收赋税的办法来强调英属印度在达旺地区的利益”。阿萨姆省督回答说：“如果要有效地占领达旺和预先阻止中国对那个地区的可能入侵，就需要采取给人印象更深刻的和更为永久性的行动。”他建议派一名英国军官带着相当数目的武装警卫人员每年夏天进驻达旺。然而印度政府审慎行事，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只同意派遣一个小队到达旺去作初步侦察，“考查这个地带，同居民联系，并对税收的多少作些估计”。按照一般的规律，地方当局极力主张推行前进政策时，德里政府总是踟躇不前。这个小远征队在印度陆军的莱特富特上尉率领下，于1938年4月到达达旺。莱特富特到达旺后，西藏政府就马上提出正式抗议，并要求英方人员撤走。在达旺，西藏官员当着他的面征收赋税，借此炫耀他们的权力。莱特富特曾请求上级批准他向西藏提出要他们撤离达旺的要求。这个意见遭到了拒绝，但得到指示说，他可以把“达旺根据条约是印度的而不是西藏的领土这件事通知一切有关人员，而且如果遇见西藏官员，应该使他们对这一点产生深刻的印象”。 莱特富特回去后，在阿萨姆省督的大力支持下，极力主张把达旺的西藏官员和喇嘛头目赶走。他说：“西藏政教合一难以分割，在西藏僧侣官员撤走以前，西藏的势力和阴谋必然会在达旺周围地区继续存在。”他认为应当鼓励信奉佛教的当地部族门巴人去接管寺院；既然门巴族不喜欢西藏人，这件事就不难办到。此外，还应当委派两名英国政府的代理人，“有良好社会地位而又能讲藏语的人”，去达旺地区接替被撵走的西藏人。 1939年初，阿萨姆代理省督特怀南从实际和法律的立场出发，对于兼并达旺的建议提出异议。他说：“根据一九一四年条约所享有的权利，在法理上绝对站得住吗？……如果参与三边条约三方中有一方不批难条约，那么另一方能够说这个条约在它自己和第三方之间具有约束力吗？”英国的政策是要同西藏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建议在政府占领“一个在种族上、政治上、宗教上一直倾向于西藏的”而且又在西藏行政管辖之下的地区之前，应该首先考虑其他方案。特怀南所建议的方案之一，就是将麦克马洪线加以修改，使之通过距达旺东南几英里的大山口色拉，这样就把达旺寺留给西藏。 不管是由于论据有力，或由于欧洲战争的阴影改变了人们对于东北边境的战略考虑，或者仅仅是由于财政拮据，温和派这次取得了胜利。新德里不仅拒绝了永久占领达旺的建议，而且拒不批准莱特富特再次前往达旺，担心那样就会由于要“履行对门巴人的义务”而不得不永久占领达旺。他们注意到在以往两年中使拉萨承认英国人在达旺地区享有权利的企图都已失败。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人占领达旺“一定会引起西藏政府强烈的不满，并且会危害经过很大努力才培植起来的友好关系……。”不管怎样，印度政府抛弃了坐在办公室里的战略家的理论，这时已经得出结论：“麦克马洪线由于一年有大半时间难于进入，[作为]一道防线是根本不会令人满意的。”于是，他们就报告伦敦方面说，他们已经“决定不再推行在达旺建立控制的计划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最初使英国对于印度东北边界有所分心。然而日本的参战，以及随后对印度所造成的威胁，使前进政策复活起来并推动了一些人决心要把麦克马洪线作为一条有效的边界线。一名有关官员这样说：“政府突然意识到印度东部边境是有弱点的，因此深信有必要填补自英国统治以来阿萨姆和西藏之间一直听任其存在的政治上和行政管辖上的真空。”于是便将实施麦克马洪线的任务交给了政府的部落问题顾问米尔斯去执行。而米尔斯却认为：要并入[印度]的部落，就天然条件来说，是属于西藏而不是属于印度的。他们在种族和语言上，是类似蒙古族的。他们的语言属于藏缅语系，与平原上属于亚利安语系的阿萨姆语没有共同之处。因此，在文化的和社会的影响上是倾向于西藏的……[麦克马洪线]的缺陷是，虽然这条线在地图上看来还不错。 米尔斯接着指出，部落地区在商业上和文化上都是同西藏而不是同印度联在一起的，他们向西藏输出谷物和茜草根(染僧侣的袈裟用)，并从西藏输入盐。他的结论是：“[部落地区]对印度的依附是不自然的，因此尤其难以保持。” 尽管如此，米尔斯仍然努力执行交给他的任务。他坚决相信，不管是不是天然边界线，扩展英国的行政管辖是对部落人民有利的。他带着军队溯洛希特河而上，到了察隅，而且不顾西藏的抗议，在瓦弄设立一个哨所。英国军队沿着河谷而上，“通过给予当地居民所急需的医疗上的帮助，赢得他们的好感，从而逐渐深入”，同时调停他们之间不断发生的械斗，撵走了西藏征收赋税的人员，就这样，扩展了英国的势力。1944年，米尔斯进入达旺地区，到了德让宗。他还在德让宗设立一个阿萨姆步枪队哨所。 那里的西藏人向他们在错那宗的上级报告：英国官兵来到德让(宗),象魔爪伸入佛土，连国法也不知遵守，以暴力强占土地并挑唆百姓说，不准向西藏方面的人员交纳官差、赋税、当差守法。各个交通要隘派武装哨兵专门把守。并且正施行武力威胁使我们对自己的土地无权做主……卑职等，已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不得已谨向上峰呼吁呈报，请求今后能对供养的产业等达到自己的土地由自己作主……。长此下去，势必要造成反客为主的局面。 拉萨当局回答说，“毫无疑义，门隅[西藏对达旺地区的称呼]的土地从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并命令当地官员继续征收赋税和派官差，同时他们向驻西藏首府的英国代表理查逊与负责这一地区的政务官巴锡尔·高德提出抗议。英国人回答他们说，英国不会退出德让宗，因为英国认为那块地方在法律上是属于英国的，而且要他们“为了更广大的利益放弃次要的利益，把眼光放远些”，并要他们指示地方官员不再征税和派差。但是高德作了重大让步，他告诉西藏人说，他的政府“愿意改动边界，即从色拉起，这条线不往达旺的北面走，而往它的南面走”。大家还记得，麦克马洪只是在最后时刻才把达旺划进线内的，而且他本人说过这条边界线是可以修改的，“如果根据以后获得的更为详细的情况，发现有必要那样做的话”。事实上，从色拉起划出一条线，比起麦克马洪武断地划在达旺北部的那条线来，可以成为一条好得多的边界线。达旺北部并没有易于同一条边界线联系起来的显著的地形特征。色拉位于高耸入云的山脊上。山口本身的高度将近一万六千英尺。山脊是一个分水岭，把往西北流入达旺河的河流与向东南流的河流分开。对西藏人来说，达旺的那个寺院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把达旺寺留给他们，他们也许就会放弃保留德让宗和达旺地区其他地方的企图。总之，高德1944年向西藏提出的让步，表示印度政府已经同意修改麦克马洪线，使之经过色拉，将达旺留给西藏。 1947年英国放弃其印度帝国之前，已开始把地图上的麦克马洪线——这条线只在十年前才在地图上出现——移到地面上，作为印度东北部的有效的边界。当时，已经在德让宗、瓦弄以及在部落地区其它地方建立起哨所，由阿萨姆步枪队(边防军)防守。这些地区的西藏的行政机构已被赶走。英国讨伐队沿着其它河谷进入这个地区，使部落人感觉到英国是这一地区的管辖者。当英国人离开时，印度的继承者向他们保证：新的印度政府会完成他们在部落地区的工作。“如果有什么好说的，那就是，他们准备推行一种比以往的英国人更为前进的政策。” 英国留给独立的印度的北部边境，就是这样一份具有正反两方面价值的遗产，其中有某些靠得住的资产，但也有尚未解决的问题。 在西北方面，英国在1899年同北京的接触流产后，再没有就边界走向采取任何正式步骤。这段边界从未划定。这个任务留给了它的继承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去完成。在东北方面，麦克马洪线曾秘密地得到西藏的同意,但是它一开头就遭到中国的拒绝，在实践上西藏也没有理睬过它。 印中爆发边境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印度政府于1950年4月1日与中国建交。尼赫鲁说：印度承认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经控制了中国，而不是因为印度赞同共产主义或中共的政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中国参战后，尼赫鲁呼吁美国同意召开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会议，以便实现停火并在朝鲜半岛划定非军事区。但美国决策者婉言拒绝了尼赫鲁的建议。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把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巴基斯坦，1954初，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美国军事援助巴基斯坦的决定。美巴关系的这一发展成为印美关系的转折点。从冷战发展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导致“印度的不结盟政策逐渐走向亲苏的不结盟政策” 1955年尼赫鲁访问苏联，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尼赫鲁正在带领印度直接投入苏联阵营。因此，为了拉拢尼赫鲁，美国随后加大了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印美关系渐渐进入蜜月期。印度成为游离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香饽饽。 但印度与中国的关系在尼赫鲁时期也很好。尼赫鲁在印度独立后认为，中印两国将“世代友好下去”， 但他显然意识到印度和中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尼赫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就表露了这种担忧，他说：“自从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考虑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自己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来说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动力，我们已意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以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导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中印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在中印边境西段，从1952 年开始，印军深入中国境内占地设点，1959 年，印度政府公开提出对中国西段阿克赛钦地区为主的共3.3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要求，并制造空喀山口事件。中国边防部队为避免再次发生流血事件，主动在边境内侧20 公里地区停止巡逻。印军乘机加紧蚕食中国领土，特别是1962 年春季以后，大力推行“前进政策”，实施全面入侵，先后在西段中国境内设立43 个侵略据点。中国新疆边防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方针，采取顶、逼、围、堵等 手段，在有些地区形成了三面包围，网开一面的态势，但仍坚持不主动惹事，不打第一枪。在中段，印军于1952 年进驻桑、葱莎地区， 1954 年后，又 相继侵占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和波林三多等地，形成了总面积2000 余平方公里的争议区。中国新疆边防部队进行了有效斗争，制止了印军新的蚕食。在东段，印军不仅于1953 年基本上控制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全部9 万平方 公里的中国领土，而且于1959 年越过“麦克马洪线”，占领线北的朗久、塔 马墩、兼则马尼等地，设立哨所。中国西藏边防部队开展了反蚕食斗争。在 中印边境斗争中，当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开枪射击，打死打伤中方人员时， 仍以极大克制避免扩大事态。只是在印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边防部队才 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打击侵略者。对此,尼赫鲁指示有关部门：印度对待北部边境的态度应该是坚定和明确的，就是坚定不移地将边界哨所制度推广到整个北部边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那些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地区也设立哨所。印度的行动得到了苏联的支持。1959年10月2日，赫鲁晓夫亲自跑到中国，对毛泽东说：这边界是几十年前就已经确定，那些片草不生的荒山，让给印度不就完了吗？西藏正好在印度的边界上，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可是，一个属于中国的西藏就会对印度构成威胁。你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吗？

我的地盘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早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寻求美国的外交支持和军事援助。1961年3月，尼赫鲁明确表示，“对世界的危险来自北京而不是来自莫斯科”。他强调，中国的侵略意图正处于高峰时期，形势是危险的。1962年3月美国副国务卿鲍尔斯访问印度时，同积极推行“前进政策”的印度考尔将军会谈。考尔问鲍尔斯：在中国公开入侵的情况下，美国是否会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鲍尔斯回答说，他个人认为美国会提供援助。10月12日，考尔同美国大使加尔布雷斯会谈时进一步表示，印度打算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赶回到麦克马洪线中国一侧）的领土，但“只有在美国的帮助下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10月18日，尼赫鲁从锡兰回国后在同加尔布雷斯的会谈中，强调印度已经决定要把中国军队赶出印度的领土，不管是需要一年、五年或者是十年的时间。尼赫鲁指出，印度不会使用所有力量，主要是“使用地面部队保持对中国的长期压力”，这一措施也会扩展到中印边界西段。加尔布雷斯表示，美国支持尼赫鲁的这一政策。 鉴于中印在边界问题上的根本分歧，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致函尼赫鲁，指出中印边界从来未经正式划定，中方建议通过友好协商，全面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在全面解决之前，双方维持边界久已存在的状况，对于已经发生的局部争执，可以商谈临时性的解决办法。3月22日尼赫鲁复信，不同意周恩来的说法，要求中国正式承认英国统治印度时期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订的麦克马洪边界线，强调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边界线（指麦克马洪线）“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 1962年10月20日，中国对印展开边界反击战。战争爆发后，印军一溃千里，狼狈不堪。尼赫鲁呼吁苏联介入冲突，并开始公开请求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尼赫鲁致函肯尼迪声称：“在此危急关头，我自信将得到您的同情和支持。”由于印度拒绝中国方面的停火建议，11月2日，中国军队对印军展开第二轮打击，赫鲁在没有同内阁商量的情况下，连续给肯尼迪发出两封急信，呼吁美国同印度结成同盟，干预中印边界冲突，并希望美国直接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美国和英国立即做出反应支持印度。美国不仅向印度提供了紧急军援，而且还提供有关中国军事行动的情报。与此同时，12架C-130大型运输机赶赴印度，帮助把克什米尔前线的印度士兵运往东部。为进一步表明对印度的支持，肯尼迪指示加尔布雷斯大使发表声明，支持印度对有争议领土的要求，承认“麦克马洪线”为约定俗成的国际边界线。11月14日，印度和美国在华盛顿签署了美国军事援助印度的协议。英国对待中印边界冲突的态度也是强硬和明确的。1962年10月22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英国“一向承认麦克马洪线是印度的边界，并且当然继续这样做”。英国还向印度提供了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援助印度的第一批军火物资。在得到英美外交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的保证以后，尼赫鲁力图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也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苏印关系在边界冲突期间迅速发展。 出于外交上的考虑，1962年11月22日零时，正在乘胜追击的中国军队突然停止攻击，并从12月1日起，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界冲突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 当时，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亚非国家对这场冲突做出的不同的反应。在冲突中公开表示支持中国的只有越南、朝鲜、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反对中国的行动，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共有75个国家。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而冲突的结果则对印度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印度在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后以及冲突过程中的外交表明，所谓的“中立”国家在冷战中所面临的政策选择的不确定性和实用性。尼赫鲁希望同时保持同美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来实现其既定的目标。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尼赫鲁毫不迟疑地请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而冲突期间印度和苏联的外交往来也表明，印度清楚地意识到中苏之间日益扩大的矛盾和分歧，并加以利用。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尼赫鲁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以及对不结盟运动的理解，印度的外交同样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中印边界冲突以后，印度的外交更加倒向西方。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体现了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毛泽东后来总结说，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中共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鉴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通过中印边界冲突，中共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强调不结盟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共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政府摇摆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是中立国家，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属于不结盟国家，实际上却干着侵略扩张的事。印度现在变得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印度自称是所谓的中立国家，但实际上早已离经叛道。而苏联的有关政策立场，在1963年5月17日契尔沃年科致苏共中央的信函中表现地极为明确和充分。契尔沃年科在这一政治信函强调：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的印度，是中国在亚洲大陆争夺领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 因此，苏共中央领导人相信，中国人进攻的是不结盟运动，而不是印度。中国人想让赫鲁晓夫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所倡导的不结盟的思想是虚伪的和毫无价值的。中国人相信，只要在这个时候推印度一下，整个不结盟的大厦就会坍塌，尼赫鲁就会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寻求保护。他们还明确指出，中国对印度的进攻，是中共同其他共产党之间的巨大争论的突出表现，即对不结盟运动和和平共处的不同认识。 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导致南亚的战略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这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主要是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使尼赫鲁愿意谈判，来划一条比较永久的和平的边界线，使我们安静一方，安静西南边界，集中力量对付东边，我们的战略是以美国为主。”但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南部边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和相当严重的威胁。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印边界冲突的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中印边界冲突期间，巴基斯坦明确表示支持中国。1963年3月2日，中巴两国在北京签署了《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协定》，由此中国改变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中立立场。中共领导人还多次表示，如果印度向巴基斯坦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不会置之不理。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同时更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 作为中印边界冲突的一个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在冲突后迅速发展，两国领导人互访不断。巴基斯坦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激怒了美国决策者。1965年印巴战争的爆发，对美国的南亚政策而言是一场“灾难”。9月6日，印度军队4个师的兵力越过实际控制线，进入旁遮普地区，并向拉合尔逼近，冲突进入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阶段。1965年9月1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严厉谴责印军在中印边界和中国--锡金边界的入侵挑衅活动，要求印度政府在3天内拆除它在中锡边界中国一侧和跨中锡边界线上的的所有侵略工事，并立即停止在中印边界和中锡边界的一切入侵活动，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的照会及相应的军事调动，在美国决策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介入印巴战争对全球范围内的美国利益和美国信誉构成了挑战。为此，约翰逊政府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准备，首先，约翰逊命令国防部和国务院制定军事应急计划，其重点放在一旦中国进攻印度，美国所采取的军事选择；其次，约翰逊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停火斡旋；第三，约翰逊指示美国将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施加影响，使他们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 9月17日，印度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决议；9月22日，巴基斯坦也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同意停火。